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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将有利于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逆周期发力

惠誉博华 / 金融机构 / 中国 / Wed, 2022年09月28日

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近年来中国不良资产规模呈现较快增长,不良处置需求被动升温。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业化不良处置机构,其重要性将日益凸显。随着过去中小银行及房地产行业不良风险的不断积聚,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正加速参与问题房企并购重组、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但针对部分高风险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自主收购意愿有限,仍有赖于地方政府协同参与风险化解。

在当下房地产行业面临困境背景下,较大的房地产存量业务敞口将使得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相较于全球同类型公司,中国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杠杆水平较高。同时较大的拨备压力将拖累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盈利增长,并使得其资本内生能力减弱,或限制其继续收购承接不良资产意愿。目前政府及监管正通过引导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回归主业、资本补充、加强政策支持力度等方式以缓解行业经营压力。惠誉博华认为,考虑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主营业务能够实质的帮助政府缓解金融系统风险资产问题,因此政府对下属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具有较高的支持意愿,将对其信用水平形成一定支撑。另一方面,监管对于不良收购范围及处置门槛的放宽将为AMC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宏观经济的稳步复苏也将为AMC创造更多处置及投资机会,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良处置需求被动升温,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重要性逐步凸显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叠加疫情反复冲击,企业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化解成为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根据银保监会对于不良资产的定义1 ,目前中国不良资产来源主要包括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企业。2022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首次将违约债券、90天以上逾期资产、延期还本付息等五大类资产纳入不良收购范围。基于此,惠誉博华对目前中国不良资产的存量规模进行了测算(测算假设详见附录)。测算结果显示,2021年中国不良资产存量规模或超过6万亿元,2018-2021年平均增速超过20%,其中商业银行仍未主要的不良资产来源,占比达45.7%。近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规模上涨较快,同期平均增速逾30%,非银结构占比在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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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市场是典型的“供给驱动型”市场,不良资产存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将推动相应的处置需求逐步升温。以不良资产最主要供给方的商业银行为例, 2017-2021年 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达11.9万亿元,超过此前12年处置总量。2020年和2021 年银行业全年处置不良资产分别为3.0万亿元和3.1 万亿元,处置规模连续两年超过存量规模,银行业不良处置步伐不断加快。惠誉博华认为,在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升温背景下,不良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y,以下简称“AMC”)作为从事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专业机构,将被赋予承担更多的风险化解职责,其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起步于1999年,为政策性承接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财政部出资发起设立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全国性AMC(以下简称“四大AMC”)。2009年,四大AMC加速商业化进转型,以市场化形式参与实体企业的债务收购及重组。为更好地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2012年银保监会允许各省设立地方AMC,专注于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59家地方AMC,分布于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不良资产规模较高的山东、辽宁等地区的地方AMC均为3家,从不良资产市场份额来看,截至2021年末,四大AMC不良资产账面规模(不含债转股业务)均超过2,000亿元,而同期主要地方AMC不良资产账面规模普遍在600亿元以下。地方AMC作为地方金融组织2 ,只能专注于区域不良资产业务,四大AMC凭借其经营经验、展业范围及资本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在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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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积极参与问题房企和中小银行纾困

地方AMC发挥地缘优势缓解中小银行不良处置压力

由于中小银行在内控机制、风险管理、资本实力等方面相对大型银行较弱,在中国宏观经济和信用环境趋弱的背景下,其资产质量将面临更大挑战。尽管在监管引导下,中小银行近年来整体风险呈现逐步收敛态势,但未来仍有不小的不良处置压力(详见:不良处置压力加大,中小银行风险逐步出清)。根据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 2017-2021年,中小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3万亿元,占银行业总处置规模的比重达44.7%,远超其同期资产规模占比(16.2%)。2022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共处置不良资产6,700亿元,占银行业(1.41万亿元)比重继续升至47.5%,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正逐步由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转移。

在此背景下, 四大AMC正在逐步加大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收购力度。以中国信达及中国华融为例,2019-2021年两家AMC新增收购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占比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021年中国信达及中国华融新增收购城农商行不良资产占当年新增收购不良资产比重分别为10.1%和2.9%,相较于2019年末均增长超过一倍。四大AMC不良资产业务以往的主要合作方集中于批量转让规模较大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惠誉博华认为,其在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方面源于中小银行主要集中于当地开展业务,债权关系较为复杂,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导致整体收购意愿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较低的不良资产收购价格,也限制了其主动转让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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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小银行风险化解主要流程和方式为,地方政府牵头配合当地银保监会拟定风险处置方案,AMC根据处置方案进场,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参与不良收购及风险化解。考虑到地方AMC具有较强的地缘优势,可以有效发挥与当地政府、监管的协调作用,或将成为未来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主力军,与四大AMC形成优势互补。目前已有包括四川、河南等省份的地方AMC参与了辖内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工作。2020年8月,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发布公告参与四川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理,原凉山州商业银行和原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将部分不良资产出售给四川发展,成为中小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实现改革的典型案例。2022年,中原银行吸收合并洛阳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平顶山银行的过程中,河南资管和中原资管协助中原银行共计剥离了245亿元的不良资产。2022年8月,银保监会首次透露,计划会同相关部门考虑选择6个省份开展支持地方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贷款的试点工作,预计上述地区的地方AMC将借助其深耕本地的区位优势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惠誉博华认为,若上述试点工作有效帮助地方中小银行缓解资产质量压力,未来相关模式将有可能向更多省份和地区普及,有利于协助化解目前日趋严峻的中小银行风险。

房地产行业身陷流动性困境,监管引导AMC参与问题房企救助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022年,尽管房地产行业支持政策频出,但收效甚微(详见:房地产困境对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挑战几何)。2022年1-8月,房企销售回款和国内贷款融资规模分别同比下滑32.5%和27.4%,外部融资收紧与销售不振的双重压力使得房地产到位资金情况进一步恶化,同期,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规模为10.1万亿元,同比下滑25.0%,行业经营环境面临严重挑战,房企流动性紧缩困境仍未有明显改善。

为加速化解房地产信用风险,监管开始引导AMC入局参与问题房企救助。2022年1月,监管首次召集四大AMC,研究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参与风险房企的资产处置、项目并购及相关金融中介服务,自此拉开了本轮AMC参与纾解房企困局的序幕。2022年6月,随着各地“停贷风波”持续发酵,地方AMC也逐步开始参与解决省内出险房企或问题楼盘的纾困及风险化解工作。河南、湖北等问题楼盘占比较高、纾困需求较大的省份,其所属地方AMC相继设立纾困基金,用于存量债务重组、现有项目接盘等工作。惠誉博华预计,随着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将“保交楼”提升至国家重要工作层面,问题楼盘的盘活将成为未来AMC主要工作重点。

从AMC债权类投资业务的行业分布来看,其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截至2021年末,四大AMC房地产债权类投资业务占比均超过40%(信达和华融为不良债权类业务口径),相较之下,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占比不足10%。考虑到四大AMC还通过包括收购处置、债转股、房地产开发等模式参与地产类业务,其相关业务敞口或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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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中国城镇化经历高速发展的阶段,房地产具有抵押物价值高、升值潜力大等特点,这也使得AMC过往参与房地产业务的积极性较强。但当前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低迷,较高的房地产存量业务敞口或将使得AMC在参与房企纾困方面趋于谨慎。出于自身风险的考量,多数AMC对于部分资不抵债、债权关系复杂的房地产项目可能仍缺乏收购动力。惠誉博华认为,政策鼓励下,AMC参与问题房企救助的力度会有所增强,但同时也会兼顾收益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参照此前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模式,即采取兼并重组,并由其他银行承接业务的方式实现稳妥处置。未来高风险房企及相关项目的风险化解或将借鉴此类模式,由地方政府发挥属地责任,协调AMC对相关房企进行破产重整、债务重组,并由第三方代建或承接旗下项目的方式,“一房一策”加速风险出清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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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财务状况承压限制其不良收购能力

中国不良资产业务按变现方式可分为收购处置类业务和收购重组类业务。其中,收购处置类业务主要通过不良资产的转让获取价差收益,通常归类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而收购重组类业务则以收取重组补偿金的方式实现盈利,通常被归类为债权投资类科目。2021年以来房地产信用风险加剧,较高的涉房敞口使得AMC资产质量下行压力陡增。以中国信达和中国华融为例,近年来两家AMC收购重组类业务问题资产占比呈现上升态势,减值计提压力有所增加。除了重组类业务所带来的信用减值损失外,随着中国宏观经济逐步承压,不良资产变现处置难度的加大使得底层不良资产包的流动性减弱,从而对收购处置类业务的估值产生负面影响(通常体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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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际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杠杆率普遍偏高。中国四大AMC三年平均“债务/EBITDA”均超过15.0X(由于四大AMC并表银行子公司,相关指标均采用母公司口径),而同期全球主要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EBITDA”均不到10.0X。惠誉博华认为,高企的杠杆水平将约束AMC继续承接不良资产的能力,同时AMC较大的拨备计提压力将拖累盈利增长,从而使得其资本内生能力减弱,行业亟需外部资本的补充,以缓解其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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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监管积极助力AMC挖掘释放潜能,AMC机遇与挑战并存

考虑到AMC在化解当前重点风险领域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政府及监管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缓解行业经营压力。其一,引导 AMC积极回归主业。经历了前几年业务多元化的高速扩张,四大AMC总资产规模在2018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加速整合或剥离不良资产主业之外的多元化业务。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2018-2020年,银保监会指导四大AMC整合撤并56家子公司,缩减非金子公司规模1,884亿元,以推动资产管理公司化险瘦身,加速回归救助性金融主业。2017-2021年,四大AMC旗下非金子公司规模占集团总资产规模比重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其中中国华融降幅居首,累计超过20个百分点。同时,四大AMC也开始处置旗下金融子公司牌照。2022年中国华融已处置了包括华融湘江银行、华融消费金融、华融证券、华融信托等旗下多家金融子公司。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中国华融总资产规模降至9,783.2亿元,较2017年末缩表50%,而同期,其不良资产经营分部的规模占比由2017年末的50.4%大幅上升至76.0%,回归不良主业效果凸显。同期,四大AMC总资产合计规模为44,677.5亿元,较2017年末下降了8.5%。考虑到四大AMC的不良资产业务主要位于母公司层面(2021年末四大AMC母公司口径下的不良资产规模占集团口径比重均超过95%),惠誉博华认为,处置子公司将能有效缓解母公司资本压力,提升不良资产收购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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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进一步缓解资本压力,AMC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补充资本。2019年至今,四大AMC在境内外市场发行金融债规模超过2,400亿元,其中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含优先股)超过680亿元,规模占比达28%。2022年,中国东方与中国长城相继发行100亿元地产纾困金融债,专项用于房地产行业纾困及风险化解。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地方AMC行业也迎来了增资潮。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同期,已有19家地方AMC(占所有地方AMC机构数量的32%)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资本补充;其三,加强政策支持力度,监管部门陆续放宽了AMC不良资产收购范围及转让门槛,并鼓励AMC通过估值定价、方案设计、顾问咨询等轻资产模式开展不良业务,以 减轻AMC资本压力。预计未来AMC或将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即配合地方政府落实重组方案,并利用国资平台,撬动上下游产业投资,“以少带多”逐步消化风险项目。惠誉博华认为,考虑到AMC在处置重点风险领域、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主营业务能够实质的帮助政府缓解金融系统风险资产问题,因此政府对下属AMC仍会保持较高的支持意愿,将对其信用水平形成支撑。从长期来看,监管对于不良收购范围及处置门槛的放宽为AMC提前处置风险资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其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而有利于AMC更充分地发挥自身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同时,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效用的逐步显现,中国宏观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也将为AMC行业带来更多的处置与投资机遇,行业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原银监会发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办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对金融及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做了详细定义

2 2022年1月人民银行发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地方AMC作为地方金融组织,未经批注不得跨省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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